14《文》第十三-整本书阅读系列《经典常谈》名著阅读与练习（解析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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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典常谈》名著阅读与练习

14《文》第十三

【内容梗概】

现存中国最早的文，是商代的卜辞，也就是一种官文书。后来到了春秋的时候，外

交的言语也称为“辞”，孔子说辞的要义在“达”，也就说说明白。到了战国，又说之风

大盛，辩士们的说辞可谓天花乱坠，可以成为议论文。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，记事文也有

了长足的进步，《春秋左氏传》是写事的丰碑，《史记》是写人的丰碑。汉武帝时候，盛

行辞赋，赋的特色是铺张、排偶、用典故，汉、魏之际，排偶更甚。真正开了文体宗派的，

是唐代韩愈。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，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。他的标准是

“气”，就是然的语气，并且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语言中去。成为了新体的“古

文”、宋代所成的“散文”的创立者。之后经过欧阳修与苏轼的发扬，古文成了正宗。唐

代的发展出的新文体“传奇”，到了宋代有了“话本”，也就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，演化

出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，直到《红楼梦》成为了白话小说集大成者。

从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一直到清末，可谓盛极一时。可是因“古文不宜说理”，总是一

大大家曾国藩也没能补救这一缺陷，八股文逐渐没落。到了清末，梁启超先生的“新文

体”可算登峰造极，但也未能长久。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，胡适之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搭上

中国现代化的马车，一直驶近了新中国。

【原文呈现】

《文》第十三

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，是商代的卜辞。这只算是些句子，很少有一章一节的。后来《周

易》卦爻辞和《鲁春秋》也是如此，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，比

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。便是这样，王安石还说《鲁春秋》是“断烂朝报”[1]。所谓“断”，

正是不成片段、不成章节的意思。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，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

刻字，自然不得不如此。卦爻辞和《鲁春秋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，虽然写在竹

木简上，自由比较多，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。《尚书》就不同了。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大概

是后人追记，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，可以不论；但那几篇《商书》，即使有些是追

记，也总在商、周之间。那不但有章节，并且成了篇，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，就是叙述文

的发展。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。卜辞是“辞”，《尚书》里大部分也是“辞”。这

些都是官文书。

记言、记事的辞之外，还有讼辞。打官司的时候，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“辞”；辞

原是“讼”的意思[2]，是辩解的言语。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，两造都得用心陈说；

审判官也得用心听，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。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；两造自己办不了，

可以请教讼师。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。春秋时候，列国交际频繁，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

家的利害更大，不用说更需慎重了。这也称为“辞”，又称为“命”，又合称为“辞命”或

“辞令”。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。郑是个小国，他办外交，却能教大国折服，便靠他

的辞命。他的辞引古为证，宛转而有理，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。孔子赞美他的辞，更赞美他

的“慎辞”[3]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，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，交给世叔审查，再教行人子

羽修改，末了儿他再加润色[4]。他的确是很慎重的。辞命得“顺”，就是宛转而有理；还得

“文”，就是引古为证。

孔子很注意辞命，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，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。但教学生却有这

一科；他称赞宰我、子贡，擅长言语[5]，“言语”就是“辞命”。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。

辞多指说出的言语，命多指写出的言语；但也可以兼指。各国派使臣，有时只口头指示策略，

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。这都是命。使臣受了命，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，自己想说话；

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。——当时言语，方言之外有“雅言”。“雅言”就是“夏言” ，

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。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，不用鲁语[6]。卜、《尚书》和辞命，大概都

是历代的雅言。讼辞也许不同些。雅言用的既多，所以每字都能写出，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

言，大体上是一致的。孔子说“辞”只要“达”就成[7]。辞是辞命，“达”是明白，辞多了

像背书，少了说不明白，多少要恰如其分[8]。辞命的重要，代表议论文的发展。

战国时代，游说之风大盛。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，所以最重说辞。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

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。他们铺张局势，滔滔不绝，真像背书似的；他们的话，像天花乱

坠，有时夸饰，有时诡曲，不问是非，只图激动人主的心。那时最重辩。墨子是第一个注意

辩论方法的人，他主张“言必有三表”。“三表”是“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”，“下原察

百姓耳目之实”，“废（发）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”[9]；便是三个标准。不

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，不大喜欢文饰，“恐人怀其文，忘其‘用’”，所以楚王说他

“言多不辩”[10]。——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“辩者”，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

方法，所谓《墨经》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。——儒家的孟、荀也重辩。孟子说：“予岂好

辩哉？予不得已也！”[11]荀子也说：“君子必辩。”[12]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。但道家的

老、庄，法家的韩非，却不重辩。《老子》里说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[13]，“老学”所

重的是自然。《庄子》里说“大辩不言”[14]

，“庄学”所要的是神秘。韩非也注重功利，主张以法禁辩，说辩“生于上之不

明”[15]。后来儒家作《易·文言传》，也道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

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，恐怕还在暗暗的批评着

后来称为名家的“辩者”呢。《文言传》旧传是孔子所作，不足信；但这几句话和“辞达”

论倒是合拍的。

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，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。第一种私家著作是《论语》，却

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。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，自作的

极少。《论语》以记言为主，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。孔子主张“慎言”，痛恨“巧言”和

“利口”；他向弟子们说话，大概是很质直的，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，也只简单的记出。到

了墨子和孟子，可就铺排得多。《墨子》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。《孟子》据说是孟子晚年和

他的弟子公孙丑、万章等编定的，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。那时是个“好辩”的时代。墨

子虽不好辩，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。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。记言体制的恢张，也是自然的趋

势。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。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，便是“论”。初期的论，言意浑括，

《老子》可为代表；后来的《墨经》，《韩非子·储说》的经，《管子》的《经言》，都是

这体制。再进一步，便是恢张的论，《庄子·齐物论》等篇以及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

《管子》的一部分，都是的。——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，大概是为了强调。后世

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。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，是并不怎样严格的。

还有一种“寓言”，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。《庄子》多用神话，《韩非子》多用

历史故事，《庄子》有些神仙家言，《韩非子》是继承《庄子》的寓言而加以变化。战国游

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。譬喻成了风气，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。论是进步的体制，但还只以篇

为单位，“书”的观念还没有。直到《吕氏春秋》，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[16]。这部书

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，有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共三十多万字。十二代表十二月，八是卦

数，六是秦代的圣数，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，是外在的系统，并非逻辑的秩序，汉代刘安

主编《淮南子》，才按照逻辑的秩序，结构就严密多了。自从有了私家著作，学术日渐平民

化。著作越过越多，流传也越过越广。“雅言”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。后世大体采用，言文

渐渐分离。战国末期，“雅言”之外，原还有齐语、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[17]。但是齐语

只在《春秋公羊传》里留下一些，楚语只在屈原的“辞”里留下几个助词如“羌”、“些”

等；这些都让“雅言”压倒了。

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，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这里《春秋左氏传》是一座里程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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